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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王瑶自以为不是屠格涅夫型的人格，不愿用冷静把自己幽锁起来，他相信用冷静来变革周围只能把周围僵化了，但用热情却是希图把周围来熔铸的。
据《清华向导》介绍，清华中文系的课程分作语言文字和文学两组，学生可各就性之所近选修。从考试成绩上看，以前心无旁骛的好学生逐渐变成坏学生，但他们却通过自我教育走向思想成熟。
1937年1月《清华周刊》第45卷第12期刊出两则启事。清华园内的空气变化，不过是对这种波澜动荡的回应，一切休戚的状态和此种状态所唤起的悲欢的情绪，也就无一不与国家相共。王瑶相信自己的才华与理论素养，更相信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。勇于投身政治运动的革命家是极少数。在清华园读书期间，赵俪生和王瑶一起到教室听课，一起组织社团、编刊物、写文章，一起到大食堂或小饭铺吃饭，到琉璃厂买旧书或到北京饭店楼下法文图书公司买外文书，又一起进城游行示威。
王瑶在纪念文章中称，一二·九运动之前，清华学生不大知道自己的力量，更不能深切地认识自己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。 （本文摘自《王瑶画传》，陈平原、袁一丹编著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第一版，定价：98.00元） 进入 陈平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王瑶 。因为他文思敏捷，是文章快手，所以在清华左联内部担任编辑写稿这类工作。
五四运动仍是少数人的事业，而一二·九运动使全国上下都意识到抗敌御侮的必要，使各阶层、各党派的关系发生了变化，它有新的哲学基础、新的工作技术，起到了社会总动员、文化总动员的作用，因而被王瑶界定为第二个五四。如果说做一个左翼理论家是青年王瑶立下的志业，那么他日后转向文学研究亦得益于在清华园里所受的科班训练。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间他曾担任《清华周刊》第45卷的总编辑，总编辑一般是学生会干事会的出版科干事。比起北大和东南大学，清华文科在根底和积累方面稍显逊色。
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让清华园的空气有所转变，学生对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。王瑶也在《清华副刊》上发表了校庆二十五周年感言，他以为在清华园里不同道路的对立愈加明显，不可能像冯友兰期待的那样道并行而不相悖。
《清华周刊》被校方勒令停刊，这对全身心投入编辑事业的王瑶而言，肯定是不小的精神打击。现代座谈会举办的专题报告也紧贴时势，如张凤阁报告一九三三之国际与中国，朱佩琮报告中国农村经济之检讨，柳无垢报告文学与阶级等。王瑶日后被人称道的现实感，或许源于他在编辑《清华周刊》时撰写大量时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判断力。特由王瑶君撰《为清华周刊光荣历史告师长同学》一文，附载于本期之后。
每三周开一次大会，由各组提交研究报告，然后公开讨论各组所提出的结论。清华向来注重培养专门技术人才，1936年清华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重申这一教育方针，称从清华出来的人大多奉公守法，凭个人的专业技能为国家社会服务。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温文尔雅，深通人情世故，学生刊物请他写文章，从不推辞，而且文稿工整，一如其人。而且要抓住现实，看清时代，把自身当前的需要和社会有机结合起来。
可以说一二·九运动在进步青年中缔造了一代人的连带感，让王瑶这代人找到了自己在现实及历史中的位置和使命。那时王瑶整日手不释卷的是普列汉诺夫集、卢那察尔斯基集而非陶渊明集。
他们组织的学会和俱乐部，打着文学的旗号，实际上对茶点、游艺更感兴趣。这个社团成立于1933年，吸纳了许多进步青年，经常组织会员讨论各种社会问题，并举办学术讲演和专题报告会。
1935年赵德尊组建清华园左联小组，成员有王瑶、郑庭祥、赵俪生、冯宝麟（冯契）、邵森棣等，都是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。他从东北流亡到北平，1933年秋考入清华外语系，比王瑶高一级。作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，王瑶更愿意从文化革命的意义上为一二·九运动定位。1934年冬，王瑶加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生社团现代座谈会。在王瑶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赵俪生看来，当学者是王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，投身革命事业才是他的初心。王瑶在盘点清华的各类出版物时，提出自己的见解，他希望清华的出版事业能更活泼一点，不要躲在象牙塔里高谈学术，要把刊物的影响扩大到一般社会。
地处西郊的清华园仿佛是与世隔绝的桃源，生活于此就如同在一个梦里。不了解革命者王瑶所经历的时代风云，便无法深入理解学者王瑶的洞见与遗憾。
王瑶因擅长写政论时评，被他的朋友私底下称为小周扬小胡风。主编《清华周刊》，爱读鲁迅，研习左翼文论。
除清华文学会出版的《新地》月刊外，王瑶参与较深的是《清华周刊》。王瑶日后回忆，闻一多讲《诗经》、讲汉乐府，都认为这些是民间作品，最原始但也最健康，他常说：《诗经》中女人的爱是赤裸裸的，绝不像后代那样扭扭捏捏。
因为我们既要懂得古代，也一样地——即使不是更迫切地——要懂得现代。文学组则必修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文选》等，侧重诵习其文辞，涵泳其旨趣。他在《清华暑期周刊》上撰文批评中文系的课程设置，指出中文系在《大学一览》里开列的课程多达七八十门，其中涉及现代文学的只有新文学研究和习作，而且这两课已停开多年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，王瑶曾承认大学时代对理论感兴趣，而且自居为理论家。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把王瑶推向清华园外更广阔的现实世界，他自此走上南渡北归的坎坷之路。清华事实上不可能自外于中国，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的桃源。
王瑶所在的清华第十级和前后两级都深度参与了一二·九运动。赵是辽宁人，性情温和。
王瑶选择中文系是受新文学的感召，但当时清华中文系的课程都集中在古典文学，于是他把汉魏六朝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。这两个王瑶所对应的两段人生轨迹有着更深层的联系。
这期间王瑶担任过《清华周刊》的主编，又曾参与编辑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《新地》，常用各种笔名写时事评论和文艺批评发表，于是自以为是笔杆子，不愿意到群众中去从事一般的宣传动员工作。据季镇淮回忆，王瑶在清华中文系是一个活跃的进步青年，参加一二·九运动，骑着自行车奔走于游行队伍两头，曾两次被捕。绅士小姐们仍陶醉于太平盛世的幻觉，试图摆脱园外的一切俗事。赵俪生和郑庭祥则喜欢翻译，经常从英文《莫斯科新闻报》《国际文学》以及美国《新群众》上翻译苏俄小说。
也有人选择正视现实，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护卫民族和学校的生存。赵俪生认为一二·九运动的成功有两个重要条件，一是民心，二是组织。
可见文学在大多数清华学生心中，与茶点的功能相似，是用来调剂枯燥的学习生活的。在清华教务长潘光旦看来，清华建校的这二十五年，世界大势急遽变化，中国自身因国际环境的刺激与内部政局的变动，波澜迭起，而每个波澜震撼而成的大动荡迟早会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，尤其是文化教育机构。
清华中文系厚古薄今的风气，让入学后浸淫于左翼文论、高度关注时政的王瑶深感失望。王瑶对清华中文系的批评，实则与十年前朱自清对国学热的反省是相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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